水资源的承载空间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城市的发展空间，受基本国情和水情影响，城市水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城市水问题的发生和治理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而逐步演变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以需定供”的保障式供水管理，一大批骨干供水工程得以修建，同时城市给水排水网络也逐渐健全；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用水日趋紧张，城市水资源管理逐渐转变为面向高效利用的“需水管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进入新时代，城市开始进行多维度的比较健全的综合管理。面向城市水问题治理实践的深入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很多新的理念被提出，如海绵城市、韧性城市、生态城市等。

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技术的运用，促进了城市水问题的综合治理，我国城市洪涝灾害防治、城市水环境及黑臭水体治理和城市节水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面向未来城市水问题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结合水利部“三对标、一规划”专项行动提出的，全面提高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和管理能力，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发展，更好支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我国城市水问题治理的基本现状、规划原则和演化态势进行简要梳理和分析，以期对未来我国城市水问题治理提供一定参考。

我国暴雨洪水集中、洪涝灾害频发，城市洪涝问题历来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城市暴雨洪涝灾害主要特征

（1）损失大对于人口密度、GDP高的城市地区，一旦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将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城市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系列次生灾害。如北京2012年“7·21”、广州2020年“5·22”和郑州2021年特大暴雨，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2）突发性强城市地区下垫面情况复杂，在下垫面动力和热力作用共同影响下，易出现局部范围突发性的强对流天气，引发短历时强降雨。这类突发性暴雨具有前期征兆不明显、影响系统复杂、预报难度大的特点。如广州2017年“5·7”暴雨，由于受到广州北部山区“喇叭口”地形、暖湿气流突然北上和城市“雨岛效应”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前期强降水信号征兆不明显的情况下，发生了全市范围大暴雨，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洪水和泥石流等灾害。（3）致灾快城市化改变了地表天然的产汇流条件，天然调蓄水体锐减、不透水地面比例增加、天然汇水格局改变，导致地表产流量加大、汇流速度加快。以粤港澳大湾区高密度城市典型流域为例，与城市化前（1992年）相比，城市化后（2019年）流域出口断面洪峰出现时间平均提前0.51小时。当短历时强降雨和城市化影响叠加，形成“脉冲式”暴雨洪水，致灾速度极快。以郑州特大暴雨为例，郑州京广快速通道隧道由最大1小时降雨开始至完全淹没仅1.5小时，致灾速度之快，令人猝不及防。（4）洪涝交织城市暴雨洪涝防御工程体系包括市政排水系统（又称小排水系统）和水利排涝系统（又称大排水系统）。小排水主要通过市政管网将城区较小汇水面积上较短历时的雨水径流排入城市内河，大排水主要通过城市内河将上游及两岸管网汇集的区域雨水径流排入外江。城市洪涝防御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呈“流域树”结构，大排水构成树干和枝杈，地面排水区为树叶。暴雨径流按“水往低处流”规律在“流域树”运动，洪涝无明显界限，相互交织。北京、广州等城市受区域降雨影响，上游山洪可顺势入城，叠加中下游城市暴雨内涝，洪涝交织特点更加突出，加剧了城市洪涝的复杂性。

因此，城市洪涝灾害损失大、致灾快、突发性强及洪涝交织的特点，为城市洪涝预报、预警及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淤泥清淤公司,专业清淤河道,城市河道清淤方法。

在灾害发生时，城市灾害应急管理体系是最后一道防线。目前城市洪涝应急管理仍存在明显短板。首先，暴雨洪涝的监测预报预警能力不足，特别是对极端暴雨的预报精度仍偏低，预警主要依靠大规模短信群发、网络消息推送、电视广播轮播等手段，未精准明确风险位置、发生时间和危险程度，对市民安全出行、人员避险转移和防灾应急抢险提供的支撑有限。其次，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可操作性差，且都是作为单独的存在、联动性差，特大灾害来临时无法及时、有效采取措施，无法充分调动足够的资源来解决危机。

城市水问题的治理时空跨度广、实施过程复杂、资金投入较大，通常需要进行整体规划，而后分步、分批、分块实施治理，规划作为治理措施实施的重要依据，需要在结合问题的类型、复杂度，考虑城市的地域、特征等基础上，进行通盘考虑，以确保规划能够引领治理、落地见效。结合城市水问题治理规划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城市水问题治理规划的原则要点。

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实施的重点是调整生产关系，目标是实现人与水和谐相处。一是明确约束对象。既要约束河道内开发行为，也要约束河道外取水活动；既要约束用水，也要约束供水；既要约束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也要约束社会各方的用水行为；既要约束管水部门的依法行政，也要约束外行业主管部门的依规审批。通过定指标划边界，强化分区管理，实现经济社会活动和用水行为依指标办、按指标批，依条件利用、按分区管理。二是明确约束内容。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经济活动都有需水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有多少汤泡多少馍”，经济社会开发行为都要以水资源条件作为约束内容之一。水资源刚性约束的内容既有对水资源管理部门行政行为的约束，也有对经济社会开发活动行为的约束，而且对外部约束应该是重点。对于河道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超采等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超过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承载能力的地区，水资源要作为首要约束、第一条件，发挥最大刚性约束作用。三是明确约束措施。要以问题为导向，采用可操作的政策举措加以规范和管理。制度创设的管理措施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发力。对于供给端来说，通过水资源总量消耗和强度双控、水资源论证制度、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评价、水资源超载区取水许可限批、水资源督查考核、水资源调度、地下水超采治理、生态治理修复、生态补偿、水资源税改革、水价机制、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等措施，为刚性指标的落实提供支撑条件，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使行政权力提供依据和准则。从需求端来看，就是通过建立产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定规模约束的产业政策，强力推进节水减排标准，强制推行节水产品以及资源循环利用制度等措施，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政策体系和管理措施，真正实现把标准立起来、指标建起来、政策树起来，最终运用法律手段将其固化下来。